[鄒永恒博士。加拿大麥馬士達大學文學士(宗教研究)、加拿大安省神學院道學碩士(基督教教育)、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哲學博士(基督教教育及領導學)及博士後研究(成人教育與基督教高等教育)。曾任福音機構及教會基教同工、漢語網絡神學院學術副院長及多間神學院客座教授。現任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基督教教育科教授、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事工主任。近著包括《活學、活教、建立主門徒：基督教教育導論》(2014)及《基督教教育導論》(合著2014)。]
雖然有人指出1661年曾經有更正基督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以下通稱基督教)的三位信徒前往中國傳教，但他們甚麼時候到達中國，在中國開展了甚麼工作，均無法找到任何歷史記錄。因此，基督教在華的開展，一般都會以1807年，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從英國來華開始(林治平1977，3)。西方宣教士遠道重洋來到中國，除了將福音帶到華人當中外，更重要的是建立華人信徒，讓他們能承擔建立及牧養中國教會的職責(趙天恩1982，287-288)。
教會就是信徒聚集的群體，沒有信徒，就沒有教會。因此，要建立教會，就不得不建立信徒。華人教會也不例外，在過去二百多年間，從海外宣教士來到中國開展福音工作，領人歸主，到如今發展至教會遍佈全國各地，並隨著華人移民海外而將華人教會帶至全世界。據世界華人福音聯絡中心(下簡稱「華福」)於2011年《今日華人教會》第282期(頁8-10)中公佈的統計數字，於2009年，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包括：台灣、香港和澳門)之華人教會總數已達9,609間，可惜的是「華福」的研究並未包括信徒人數。但根據2008年《華傳路》第75期相關的2007年統計數字顯示的9,333間教會及信徒人數2,080,537來推算，2009年的9,609間教會應有大約2,142,064信徒。另外，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於2010年發表的宗教藍皮書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教會現在信徒達2305萬，這數字明顯未計算沒有註冊的家庭教會在內。所以，即使以最保守的估計，全球華人信徒總數應超過一億之數。在短短207年間從無到超過一億，顯示全球華人信徒人口是以每年五十萬的數字增長。有這樣驚人的增長數字，一方面固然是佈道宣教事工的成果，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肯定基督教教育(信徒培育)事工在華人教會增長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本文嘗試探討華人教會自1807年至今在基督教教育事工上的發展，並從兩方面來思考，分別是：「中國國內教會基督教教育發展」和「中國以外地區之華人教會基督教教育發展」。
中國國內教會基督教教育發展
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開始，有關於中國國內教會的研究便與日俱增，一般都集中研究教會發展歷史(福音佈道事工)、個別人物研究、神學論題研究，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及基督教辦學事業等研究等，對於教會內基督教教育事工的研究卻是寥寥可數。究其原因，也許是不少的差會及宣教士工作報告均主要集中匯報福音佈道工作的進展，而較少報導教會內信徒培育的情況，以致這方面的資料奇缺，無法進行較深入的研究。筆者相信基督教教育事工發展與教會發展是不可分割的，所以這部分將採用李志剛在《當代中國基督教會概述》一書中就中國教會的發展所作出的年期分段(李志剛1997)，來作為研究的年期分界線，主要是基於李氏的分段是以中國教會發展作為段落的分界。這六個年期分段是：
一.
預備開展時期(1807-1842)
二.
五口通商時期(1842-1860)
三.
差會發展時期(1860-1922)
四.
倡導本色時期(1922-1949)
五.
教會歷練時期(1949-1979)
六.
改革開放時期(1979至今)
預備開展時期(1807-1842)
踏入十八世紀末(1798)，英國公理會牧師摩斯里(Mosely)在大英博物館發現了一本中文天主教新約聖經，並呼籲英國將聖經翻成中文。這舉動引發了倫敦傳道會對中國宣教的關懷，於1801年開始討論差派宣教士到中國的計劃(王治心2004，127)。生於1782年的馬禮遜自小就有到中國宣教的心志，在得悉摩斯里的發現後委託其中文老師旅英華僑楊善達(另有譯楊三德)前赴大英博物館抄錄一份，並以此學習中文(楊富森1968，205)，並於1805年獲倫敦傳道會接納成為前往中國傳道的宣教士(楊其耀1977，59)。1807年，即清嘉慶十二年，的9月7日，馬禮遜終於抵達中國的大門，在澳門碼頭登岸，隨即前赴廣州開展工作(楊森富1968，205；楊其耀1997，59)。由於當時清政府禁止傳教士在國內傳教，馬禮遜遂受聘於東印度公司，任職翻譯員，取得合法居留身分(李志剛1997，3)。可是，卻因禁教法律而不能大張旗鼓地進行傳教活動，只能在工餘時間從事一些預備工作，包括努力將聖經翻譯成中文(於1819年完成翻譯全本聖經)。
1813年，馬禮遜的助手米憐(William
Milne)終於到達澳門，對馬氏的工作帶來很大幫助，並一同迎來多年工作的第一位中國信徒蔡高(楊其耀1997，60)。蔡高是馬禮遜的印刷工人，於1814年的重陽節在澳門接受洗禮。可是好景不常，由於東印度公司及官方的反對，米憐不能再逗留在廣州及澳門，馬禮遜遂於1815年差遣米憐前赴馬六甲(Malaca)開展新的福音工作，同行的還有印刷工人梁發，梁發其後由米憐帶領信主及受洗(王治心2004，131-132)。我們無法找到詳細有關馬禮遜與米憐如何教導及培育這兩位最早的信徒，很可能是以個人師徒式的栽培來建立這兩位中國信徒(楊富森1968，206)。蔡高受洗後五年不幸病逝；而梁發信主後努力裝備，成了米憐的同工，協助創辦英華書院，並任教中文，後來更帶領妻兒一同信主受洗(王治心2004，132-133)。
1822年6月22日，米憐因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是年三十七歲。雖然在華工作只有短短十年，但所作貢獻至今仍為後人稱道(王治心2004，133；楊其耀1977，60)。米憐雖然離去，但其工作卻沒有白費。梁發繼承了他的工作，並從馬六甲回到廣州成為馬禮遜的助手。除了被馬禮遜稱讚「勤讀聖經、長於祈禱」外，梁發更先後編寫了希伯來書、羅馬書等聖經注釋，及一些傳福音用的小書(王治心2004，133)，這一切都顯出米憐生前在馬六甲對梁發個人信仰與生命栽培的成果。1824年，馬禮遜在妻子離世後決定短暫回國探望兒女，並在離去前按立梁發為宣教師，梁氏遂成為中國基督教的第一位牧師(湯清1987，119)。此後，梁發積極傳揚福音，但可能由於清政府重申禁止傳教及信教，所以信教的人不多，到1832年梁氏給倫敦傳道會的報告中顯示只有十位受洗信徒而已(王治心2004，135；湯清1987，129)。
馬禮遜回國述職兩年後再度回到中國，繼續與梁發同工，但工作比之前更加困難。1834年8月1日，基督教來華第一位宣教士馬禮遜完成了他的使命，於廣州逝世，死後葬在澳門東印度公司墳場，後改稱基督教墳場(福音來華尋根之旅籌委會2006，18-19)。馬禮遜雖然離去，但他的生命影響了無數人的生命。根據估計，至少有二十三位西教士因著他的緣故前來中國傳教(湯清1987，93)。另一方面，他對中國同工的信任，將傳教工作交給梁發繼續推展，對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有著先導性的影響。
自馬禮遜來華後，西方不同宗派均陸續差派宣教士來華(湯清1987，102-116)。較為人熟悉的宣教士包括荷蘭傳道會的信義宗宣教士郭實臘(Gutzlaff)、美國公理會的裨治文(Bridgeman)和美國浸信會的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等，當中還有一些在東南亞一帶向華人傳福音，等待中國大門打開。
要了解這段時期的基督教教育工作，也許只能從梁發信仰成長的歷程來看。這段時期由於清政府不容許傳教信教，教會需要在家裏進行，而且崇拜也不定期舉行(湯清1987，133)，加上信徒人數極少，也不可能有甚麼系統性的教導與訓練的事工。以梁發的成長為例，他能於日後寫成希伯來書及羅馬書等聖經注釋(湯清1987，118)，明顯是得著米憐的個人栽培，不斷教導他聖經真理而得著成長的。另一方面，馬禮遜與米憐積極從事文字事工，也顯出第一代中國信徒乃透過閱讀這些著作而信主及成長。梁發被按立前後，也是積極透過出版書籍來傳教及培育信徒。他所著的如《真道問答淺解》、《聖書日課初學便用》、《勸世良言》、《祈導文讚神詩》，都是幫助人認識真道，並學習如何過信仰的生活(湯清1987，120-121)。最後，初期的信徒如蔡高與梁發等，都是透過參與馬禮遜與米憐宣教工作而信主，並繼續在西教士的帶領下參與傳道工作。可以說，初期信徒是在與宣教士一同事奉中成長。透過參與服侍，在宣教士的生命上學習，更深明白聖經真理，生命得以逐步成長。
五口通商時期(1842-1860)
1839年，清政府派遣林則徐到廣州執行嚴禁鴉片法令，英國政府遂於1940年派遣軍隊及軍艦來華，發動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起初英軍無法在廣東取得任何優勢，遂北上轉戰定海及大沽河口，大獲全勝，清政府震驚。英軍逐步進迫，清政府無力抵禦，戰事至1842年結束(傅樂成1968，696-697)。中國戰敗後，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除要賠償軍費外，更要將沿海五個口岸開放通商，包括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及上海(李志剛1997，4)。及後，1844年中國與美國簽訂的《望廈條約》及與法國簽訂的《黃浦條約》中列明在五個口岸除通商及居住外，首次正式容許基督教在中國活動，並建造禮拜堂等宗教場所(楊大春2004，13-15)。至此，中國多年禁教大門打開，傳教士可以悉數從五口進入中國內地進行傳教工作。此後，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1860年的中英《北京條約》及中法《北京條約》，不但進一步對外開放更多港口及內地城市，更逐步容許中國人信奉基督教(湯清1987，147)。
要談到這段時期的基督教教育工作，不能不提主日學，因為這個今天全球各地華人教會普遍使用的信徒培育事工方式，就是在這段時期由美以美會的宣教士柯林士(J.
D. Collins)在1848年3月5日於福州開始的(蕭克諧1989，47，參MacGillivary
1907, 429)。不過，一般學者都估計在宣教士來華的初期，就已經有主日學校的創辦，而不是遲於1848年才由柯林士創辦。不過，從第一部分顯示在1842年以前，清政府是不容許傳教士於國內從事任何宗教活動。傳教士在五口通商後開始陸續進入中國傳揚福音，亦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把工作開展並得著中國信徒對福音的回應。所以，福州作為《南京條約》下開放的五口之一，成為傳教士開始主日學事工的地點絕不為奇，再加上這是第一個正式記載的主日學工作，筆者認為我們不需要懷疑主日學在1848年開始的事實。
差會發展時期(1860-1922)
在外國軍艦和炮火的威脅下，中國在1842年起不得不對外開放，世界各地不同宗派的差會在不平等條約的特權保護下紛紛來華宣教。根據統計，1858年共有20個差會在中國，合共81名宣教士(楊其耀1977, 62)，但進入19世紀60年代後，來華差會及宣教士有顯著的增長。1877年5月10至24日，在華宣教士在上海首度舉行「在華基督教宣教士大會」(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當時在華差會已達29個，宣教士合共473人，顯示在這20年間，在華宣教士有超過五倍的增長(湯清1987，548)。華人教牧人數亦在這段時期有突飛猛進的增長，據第一屆「在華基督教宣教士大會」的報告顯示，華人教牧同工由19世紀40年代的數人激增至750人，當中包括牧師及傳道人73人，助理傳道511人，女傳道91人，及售經員76人(湯清1987，549)。1890年5月7至20日，第二屆「在華基督教宣教士大會」再次在上海舉行。當時差會已達41個，宣教士1,296人，華人教牧同工亦增至1,657人(湯清1987，549)。第三屆「在華基督教宣教大會」選擇在1907年舉行，並稱為「百年傳教大會」，藉以紀念馬禮遜來華100週年。這十多年的增長更為厲害，據大會報告顯示當時差會已達63個，宣教士3,445人，華人教牧9,904人(湯清1987，550)。在這眾多的差會中，其中一個是在這段時期才新成立的，也是第一個不分宗派的信心差會，這個差會成立的時候，相信沒有人會想到她會成為對中國教會發展有著最大影響的差會，她就是由戴德生(Hudson Taylor)創辦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戴德生於1832年5月21日出生在英國的約克郡，父母都是委身愛主的基督徒，也特別關心中國的宣教工作；也許是這個緣故，戴德生五歲的時候就已經常對人說要到中國去傳道(戴存義夫婦1950，11)。1853年，戴德生接受了中國傳道會的差派前赴中國宣教，並於1854年3月1日到達上海(蔡錦圖1998，24)。由於當時《南京條約》限制了外國人不得進入內地，所以即使戴德生曾試探式的進入內地約一百哩之地區，但主要仍只能在五個通商口岸進行傳教工作。1856年，由於覺得差會沒有清楚的策略和方向(蔡錦圖1998，40)，加上其良心不能接受差會因財政管理不善而以借貸方式來支付他和其他同工的薪金，遂向差會請辭(戴德生1986，146-147)。1865年，戴德生因健康緣故返回英國醫病期間，有感中國內地仍有11個省份沒有宣教士，遂禱告求神差遣24位宣教士前往中國，即每省兩位宣教士，餘下兩位前往蒙古(戴德生1986，176-177)，並同時成立中國內地會，招募宣教士前往中國宣教。1876年中英簽訂了《煙台條約》，正式容許英國人進入中國內地，戴德生也在同年帶領宣教士重返中國，隨即前往內地宣教。30年後，1895年中國內地會在華宣教士共有641人，在內地260個鄉村開展福音工作，成為中國國內最大的差會(楊其耀1977，62)；當時，內地會的中國本地同工也超過600人之眾(蔡錦圖1998，84)。
在這段時期，華人教牧同工人數有著幾何級數的增長，似乎顯示了這段時間信徒培育工作發揮了一定的功效。其實當時在培育信徒事工上最大的困難，是大部分信徒都是文盲(Houghton 1936, 143-144)，以致信徒跟本無法自行閱讀聖經；所以，我們可以想像當時宣教士及中國同工們實在是用了極大的努力，才能幫助信徒們明白聖經真理，生命得以成長，甚至成為牧者。以戴德生為例，他在寧波教會教導信徒採用羅馬拼音來讀聖經。這樣，即使信徒不懂看中文字，也可以把字音拼出來，那就能讀、又能明白經文的意思了(蔡錦圖1998，158)。
根據趙天恩的研究，這段時期的中國教會已經漸具規模，積極傳揚福音、培育信徒成長，並從中培養中國本土的傳道人。從下面的《倫敦會北京東城宣教中心之工作方式》圖，我們可以看見當時教會透過甚麼方式來培育信徒成長(趙天恩1982，288-290)。從圖中所示，教會主要用作培育信徒的事工，就是主日學(王治心2004，246)。與在歐洲及北美洲
圖一：倫敦會北京東城宣教中心之工作方式(1861-1910)
的情況一樣，主日學事工在中國的發展異常迅速。其實自馬禮遜開始，來華的各大宗派及差會所差派的宣教士努力傳播福音，建立信徒，而其中最被廣泛採用的方式，就是主日學事工(蕭克諧1989，47)。嚴格來說，中國教會的基督教教育事工是由主日學運動開始的。1907年，稱為「百年傳教大會」的「第三屆在華基督教宣教大會」舉行，除紀念馬禮遜來華100週年外，與會者熱烈地討論如何能將福音更快傳遍至整個中國。結果，大家一致認為應成立一個主日學的組織，來推動全國的主日學運動，並藉此達至福音遍傳中國的目標。來自倫敦的宣教士杜諾
(J. Dorroch)被推選為籌備委員會的主席(吳揚道1993)，並於1909年出版第一套主日學教材《國際主日學課程(International
Lessons)》(蕭克諧1989,
48)。1910年，經過三年時間籌備的「中國主日學合會」(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下簡稱「合會」)於上海正式成立。第一任總幹事是美國宣教士都春圃
(Elwood G. Tewksbury)，該會以馬可福音十章45節「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作為口號，為要提醒宣教士們來華的目的，乃是要服事中國人(吳揚道1987，27)。
中國主日學合會的信仰立場屬於保守派，強調唯獨聖經的權威，所出版的主日學教材，則以能適合不同宗派之堂會採用為目標，當時合會的主要財政來源自英國主日學合會，而合會首二十年的工作重點可分為二：
(1)
出版主日學教材
早在成立之初，合會就致力出版主日學課程(Curriculum)，供全國大大小小的主日學校採用。當中包括了「統一課程」(Uniform
Lessons)及「分級課程」(Graded Lessons)。「統一課程」是指各級主日學都採用相同的課程中心(包括經文)，只是按年齡而修改教學的內容及步驟。「分級課程」則是按著不同年級的學生的需要，獨立編寫適合他們的教材。這兩種主日學課程編寫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在東西方的主日學課程中仍是相當普遍。短短四年間(1915年)，每主日就有超過九萬名兒童採用這些課程來上主日學(蕭克諧1989，49-50)。
此外，為配合課程及方便教師教學的需要，合會亦出版輔助性的教材工具。根據都春圃博士在1935年的報告顯示，合會每年要印製五百萬張小掛畫及十萬張大型掛圖，才能足夠供應教會的需要(蕭克諧1989，51)。輔助教材需求之大可見一斑。
(2)
培訓主日學教師
合會於1911年開始出版師資訓練材料及研經工具書籍，以滿足教師的需求及需要。並同時在中國各地舉辦師資培訓班，培訓合適的主日學教師(蕭克諧1989，51-52)。
主日學運動的興起，讓中國教會對基督教教育有了初步的認識和了解(蕭克諧1989，49)。除主日學以外，教會亦會為決志相信基督的初信者提供聖經研究查經班，讓他們更深認識信仰，然後接受洗禮。信徒其後繼續透過每週的崇拜、主日學及聖經研究查經班學習真理，了解基督徒待人處事的原則(王治心2004，245-246)。
這段時期的另一個對中國信徒培育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中文聖經《官話(國語)和合本》的面世。1890年，來自不同宗派及差會的在華宣教士於上海舉行會議，都覺得需要為中國信徒翻譯一本劃一標準的聖經，遂委任七人擔任翻譯的工作。到1906年新約完成，一位去世，另一位退休回國。以致其後的翻譯工作進度緩慢。結果到1919年2月舊約的翻譯才完成，原有的七人就只有富善(C. Goodrich)可以親眼看見多年的努力面世(許牧世1983，139-143)。
倡導本色時期(1922-1949)
從1807至1922年的一百多年間，中國教會以幾何級數的增長，華人同工亦愈發增加，甚至遠遠超過來華宣教士的人數。其實來華宣教士都熱切期待中國教會自立起來，可是，由於中國普遍的知識份子都深怕被冠以中國文化叛徒的名稱，故都對基督教信仰卻步，以致當時普遍的中國教會信徒都是貧窮甚或無知的基層人士為主，缺乏領袖人才，令中國教會踏入自理、自養、自傳的地步幾近不可能(林榮洪1998，73-74)。另一方面，中國教會主要仍是由西差會及宣教士來主理，華人同工大多只能擔當協助的角色，教會事工的決策權都在宣教士的手中，也令中國教會難於自立(趙天恩1982，290)。庚子事變後，情況逆轉。首先，各來華差會先後將賠款退還，或以之為中國人辦學之用，因而本來仇教之情緒得以改變(王治心2004，213)。其次，知識份子深覺只有學習外國富強之道，才能挽救日益衰敗的中國，因而引起一片學習西方的熱潮，亦隨之而引起對基督教的興趣。1912年民國成立，人民信仰宗教受到憲法的保護，基督教亦擁有了合法的地位，中國人對信仰宗教的抗拒日益減少，加上不少中國信徒感到教會自立能叫國人明白信仰基督教並非不愛國，故要求中國教會本色化的聲音此起彼落，各城市紛紛有自立教會的開始 (林榮洪1998，79-81)。自立教會一般是兩種形式，一是由差會管治中蛻變成為中國本色教會，二是由中國信徒自行開展的教會。前者陸續成立了中華基督教聯會(長老會、公理會及倫敦會合組)、中華信義會、中華浸信會聯會、中國聖公會、中華衛理公會(監理會、美以美會、循理會、循道會、美道會等合組)(楊森富1968，303)；後者有中華基督教會、真耶穌教會、聚會所等(楊森富1968，293)。
要了解這段時期的信徒培育工作，就不能忽略了倪柝聲及其建立的地方教會。倪氏於1927年開始了沒有西方差會支持的中國本色地方教會(基督徒聚會所)的工作，並且有很大的發展，成為中國最興旺的本色教會團體。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全國共有超過七百間教會，信徒人數達七萬人(楊其耀1977，71)。倪氏在沒有西方差會的支持下由零開始而能夠有這樣的成績，據陳終道的體會，是因為倪氏從開始就重視培育信徒成長，並且此認為培育信徒的重要性不亞於佈道工作，這是中國一般教會沒有的現象(陳終道1970，20)。倪氏注重信徒造就可以說是從他在弟兄會時期發行復興報開始。倪氏在1932年一月的復興報中指出這是一份「專門講論屬靈原則的刊物. . .好叫實在追求在靈程上前進的人，能以有一點路旁的亮光」(陳終道1970，22)。倪氏相信每一個相信主的人，都應該立即開始讀經和禱告的生活，並積極作見證(陳終道1970，69)。他為初信者設立了合共52次的定期訓練聚會，讓他們得著造就。當中的內容包括了屬靈追求、事奉見證、肢體相交、家庭關係、社交生活、教會生活等各大類別(林榮洪1985，270)。至於一般信徒，倪氏在週六晚上安排了恩賜的聚會，內容包括講道、勸勉、教訓、方言(必須有人繙譯出來)、見證、詩歌、禱告等(林榮洪1985，271)。倪氏也強調信徒參與事奉，他認為教會之所以得著成長，在於是否全體信徒參與事奉，藉著信徒的參與，教會就能不斷成長，信徒也就不斷成長。可見，倪氏對信徒培育的觀念不只是停留在受訓練及學習的層面，也伸延至從參與學習成長。
談到這段時期推動系統性的信徒培育的事工，仍然是主日學事工。中國主日學合會的工作在這段時期不斷發展，到1930年，全國主日學學生人數已接近26萬人，當中20萬人都是使用由合會出版的課程來學習(蕭克諧1989，53)。本來是充滿憧憬的信徒培育事工，卻在這個時間出現了問題。1929年合會與自1910年開始支持合會事工的普世主日學聯會(World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因事工的取向產生了分岐，導至關係破裂。有說是合會過於保守，不願意在主日學以外全面推動教會的信徒培育事工(蕭克諧1989，53-54)；亦有說是普世主日學聯會受到自由主義的影響，要求合會將教材內容有所改動而導至分岐(吳揚道1987)。無論如何，1931年7月，在普世主日學聯會支持下，在上海舉行了一個全國宗教教育會議，並且成立了另一個組織，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下稱「促進會」)，成為中國基督教協進會下之宗教教育委員會及普世主日學聯會的中國分會，由繆秋笙博士任執行幹事(蕭克諧1989，54)。促進會主要事工是編寫適合兒童、青年、以致成人的主日學課程及教材。雖然合會失去了普世主日學聯會的經濟支持，但事工並沒有停止，總的來說，這時期的絕大部份教會仍是採用合會出版之主日學課程。根據蕭克諧的研究，合會與促進會所出版教材的主要分別，在於合會的教材「以聖經為中心，強調靈性培養」，而促進會的教材則是「以生活為中心，強調基督徒生活之實踐」(蕭克諧1989，55-56)。與合會一樣，促進會亦大力推動師資培訓的工作，包括兩年制及三年制的訓練學校、兩週的短期訓練班及由金陵神學院編印的平信徒訓練函授課程。
除了合會及促進會外，1931至1937年間成立了不少的義工團契，作為推動及訓練教會內參與義工服侍的信徒之組織，當中涵蓋了主日學、青少年、家庭、查經班、傳道、聖樂及識字教育等等事工，可以算是中國教會有史以來最全面的培育事工組織(蕭克諧1989，57)。就在中國教會的基督教教育事工正計劃全力發展的時候，兩場戰爭讓一切都付諸東流，先是日本侵華的八年抗戰，後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這兩個戰爭直接影響了中國教會的基督教教育事工發展。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都春圃博士死於日軍的集中營，合會委員會的所有成員亦全部罹難。合會的工作亦因此由以外國宣教士為主，轉而以華人同工為主(吳揚道1987)。而最難得的是在抗戰的整個過程中，合會的工作從未間斷，繼續供應主日學課程及教材(蕭克諧1989，61-62)。抗戰勝利後，教會紛紛開始重建，教材需求自然迅速增加，合會在遷回原址後，聘請美國長老會宣教士孟約翰博士(John
Montgomery)及福音聯盟差會(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宣教士費艾榮牧師(Edwin
Fisch)負起領導的工作(吳揚道
1993)。可惜的是抗戰剛完畢，國共內戰立即爆發。本來期望重新發展的腳步又不得不再次停下來。值得一提的是在國共內戰期間，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於1946年的全國會議中提出了三年的奮進運動，此運動於1948年開始，以「全盤基督化」為目標，對內強化工作包括推動查經班、祈禱會、奮興會、培靈會、兒童宗教教育、青少年培訓、家庭基督化等(林榮洪1998，456)。可以說，這是中國教會首次在教會的各個層面中嘗試全面推動培育信徒的工作。
教會歷練時期(1949-1979)
中國共產黨取得國共內戰的最後勝利，國民黨敗走台灣，但卻是中國步入社會動盪的年代，「人民普遍生活在恐懼、幻想、人物崇拜和躁動之間」(張遠來2009，9)，中國教會將要面對的是空前的歷練。1949年9月21日，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在北京召開，當中包括了五位中國教會的代表。會議中通過了「共同綱領」，其中第五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享有「對宗教信仰的自由權」，即有「信仰宗教與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林榮洪1994，170)，這標誌著中國教會進入新的一頁。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於天安門廣場宣佈新中國的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由於新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體制，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思想，認為新中國教會必須完全割斷與西方差會及宗派的關係，建立完全獨立自主的教會。加上美國介入韓戰及進入台灣海峽，引起國內反美的情緒高漲，抗美援朝之聲音不絕。自1950年起，宣教士不得不陸續撤離中國，而教會亦逐步斷絕與歐美教會的聯繫，並正式成立「中國基督教會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來負起了統一帶領中國教會的任務，由吳耀宗擔任籌委會主席。1954年，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大會，通過成立一個永久性的組織，將原有的委員會改名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林榮洪1994，283-289)。中國信徒們也許憧憬著新中國能夠帶來教會的新發展，可是這三十年的歷練期，叫教會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最嚴重的要算是196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除了政治人物被批鬥外，各宗教團體均面對極大的逼迫，教堂不是被毀就是被沒收，聖經及屬靈書籍被充公焚燒，教牧人員遭受逼迫，結果是以中國教會全面停頓告終(李志剛1997，14-15)，可以說，這段時期是中國教會最黑暗的時代。
這段時期中國教會的信徒培育事工正處於低潮之中，教會領袖們將全副精神都放在如何在無神論立場的政府統治下繼續發展事工。加上為了肅清帝國主義在教會內的影響而產生的全國教會控訴大會(林榮洪1994，289-292)，導致領袖們、信徒們不是互相指控，就是逃避被控訴，根本無暇處理教會內的信徒培育工作。因此，盛極一時的主日學事工及青年工作均無法繼續進行，而主日學教材的出版亦漸漸停止(蕭克諧1989，65)。最後，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下，教會全面停止，中國教會的基督教教育事工也似乎是暫時劃上句號。
希伯來書十章25節說：「不可停止聚會」，並不是在說一種基督教的規條，而是指出真信徒必定會自然地聚在一起敬拜服侍神。所以，當教會不能夠公開地聚會的時候，自然就會在非公開的情況下繼續聚會，繼續群體的信仰生活。初期教會如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國教會亦不例外，在這段教會歷練時期，信徒開始在家庭中聚集(劉建平2012，339)，特別是在遠離城市的農村地區，家庭教會逐步形成。根據梁家麟的研究，五十年代至文革的政治迫害時期，在城市的信徒差不多都停止了教會生活，但在農村地方卻得以另一種方式保存下來，他相信家庭教會能在農村興起，主要是因為其要冒的信教政治風險，遠較在城市的知識分子及教會領袖為低(梁家麟1999，47)。他更指出，家庭教會並非一種單一有系統的組織，而是全國各地不同地區的信徒為了一起過信仰生活而逐步發展出來的個別信仰群體，沒有要成為秘密組織的計劃，更沒有要與政府為敵的意圖(梁家麟1999，45-47)。正因為各處的家庭教會都如此的獨特，我們實在沒法歸納出一個對家庭教會中基督教教育事工的圖畫。不過，盛極一時的主日學事工，在這時期亦不得不逐步被迫全面停止(金節制2011，25)。至於這段時期家庭教會以甚麼方式來培育信徒，我們很難找到記錄。當時家庭教會大都是信徒自行組織，領袖都是自發興起的，不一定接受過神學及教會牧養的訓練，信徒培育多以領袖的教導為依歸，家長式的領導成了家庭教會的特點(梁家麟1999，88)。雖然我們找到一些有關家庭教會定期舉行「交通會、學道會、培靈會、同工會……」等聚會的記錄(梁家麟1999，83)，但相信並不普遍，一般的聚會內容仍多以祈禱和見證分享為主，其它的基督教教育活動幾乎完全停止。
改革開放時期(1979至今)
1976年「四人幫」下台，「文化大革命」結束。1979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同年4月8日，浙江寧波百年堂成為全國第一所復堂的教會。此後，全國各地的教會及神學院校陸續恢復。1980年，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在南京召開，通過成立「中國基督教協會」，專責推動全國各地的教會事務。這個新組織聯同1954年成立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合稱為「全國兩會」，成為帶領及推動全國基督教的發展機構(李志剛1997，28)。自此以後，各省、市、縣已註冊的地方教會均依照兩會的模式來發展教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會發展極為迅速。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於2010年發表的宗教藍皮書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教會現在信徒達2305萬。雖然不少國內外人仕對於這個數字存疑，估計還沒有計算沒有註冊家庭教會的信徒在內。但這個數字卻是現時唯一採取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入戶調查式所得出來的數據，而非單靠估計或猜想而來。我們姑且接受這個數字，並以之來計算。若以1949年中國建國的時候信徒有一百萬人來計算(蕭克諧2006，102)，過去60年中國信徒是以平均每年37萬新信徒的數目增長，即平均每天都超過1000人信耶穌。這已經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可是，牧者的訓練卻遠遠追不上信徒的增長。現時中國全國共有五萬五千個公開聚會堂點，從1979年復堂復校至今，神學畢業生只有約一萬人，連同原有老一輩的教牧同工，遠遠未能滿足急速增長的教會牧養需要。面對這樣龐大的需要，今天的中國教會基本上是無法有效地培育信徒成長的。以筆者探訪過的國內教會為例，大多只能有初信栽培班來幫助初信者。當這些初信者完成栽培班的學習接受水禮後，教會基本上沒有甚麼系統性的培育事工提供給一般信徒來幫助他們進一步成長。現時中國國內教會一般只有主日崇拜、查經班、禱告會和團契聚會，部分較理想的則安排有兒童主日學，另外不定期開設義工培訓班，以協助牧者牧養教會。可惜，查經班的師資訓練不足，甚至沒有受過訓練；團契聚會多似另一個崇拜聚會，而且多是為年青人而設；兒童主日學亦多像主日托兒服務。可以說，現今的教會培育工作，似回復到19世紀教會初建時的境況，甚至更弱。導致這個情況，相信是由於中國教會發展多年都未有正視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神學院缺乏提供基督教教育科目的師資，以致沒法提供基督教教育科目，也是教會未能全面展開基督教教育工作的主要因素。
至於家庭教會方面，改革開放帶來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張遠來2009，28-33)，但就基督教教育事工而言，跟兩會體系的註冊教會分別不大，主要仍是靠主日崇拜講台、兒童主日學、成人查經班等作為主要培育信徒的媒介(金節制2011，43)。
中國以外地區之華人教會基督教教育發展
中國政府在1949年後因政治因素而驅逐海外傳教士出境，造就了海外華人教會的發展，也推動了海外華人教會的基督教教育事工發展。這些本來在華的宣教士，不少轉到以華人為主要人口的香港和台灣，也有不少到了其它東南亞國家、甚至北美洲。
台灣和香港作為華人為主要的地區，也是在華宣教士離開中國內地後首選的福音據點，是華人教會在戰後增長最迅速的地區。從1949至2003年，台灣信徒人數從37,000增長至781,400，(羅曼華1981，33；夏忠堅2007)；香港信徒人數亦從1941年的28,808增長至2004年的246,545(夏忠堅2007)。這兩個華人信徒人口最高的中國以外地區，在基督教教育的發展上亦較其它地區優勝，東南亞、北美等其它地區華人教會的基督教教育事工，都直接受著這兩個地區的影響。我們將從這兩個地區來作為探討中國以外地區之基督教教育發展重點。
上一部分提及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中國主日學合會總幹事都春圃死於日軍集中營，所以在戰爭結束後，合會聘請了孟約翰及費艾榮負起領導的工作。1949年共產黨勝利前夕，合會決定差派孟約翰博士前赴台灣建立分會，孟約翰博士亦於隨後的一年於香港成立另一分會。其後，由於中共政府不允許國內宗教組織與國外宗教組織有任何聯繫，台灣及香港的合會遂改名為《中國主日學協會》(China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下簡稱「中主」)，由孟約翰擔任首任總幹事。(Chow 1994, 14-15)
中主的工作在台灣及香港均有長足的發展，由於已經與上海合會分開，大部份出版工作遂交由香港的中主分會負責。1958年，世界宣教使團的宣教士吳揚道博士(David
Woodward)接替了退休的孟約翰出任總幹事一職。吳揚道首先在台港兩地開設書室，不單供應主日學教材，也供應中、英文屬靈書籍，讓一般信徒得著屬靈讀物的滋潤。由於兩地的事工日益繁重，香港分會的工作遂交由海外基督使團的宣教士Miss Grace Jephson負負，而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北美極暢銷之福光主日學課程(Gospel Light)的中文版(Chow 1994, 15-16)。鑑於華人文化與北美文化的差異，福光出版社特別允許中主自行按需要增刪課程的內容，這是當時出版界中少有的慷慨做法，對當時極需要新編主日學課程的華人教會實屬很大的幫助。
Miss
Jephson於1967年退休，吳揚道鑑於華人教會日漸成熟，覺得是宣教士將事工交給華人教會的時候，遂將香港分會的事工交由薛孔奇先生主理，自己則留在台灣繼續推動中主在台灣的事工發展(吳道揚1993)。薛孔奇接任香港中主後，深覺單單專注出版主日學課程及教材較為狹隘，書室的經營方式亦太保守，加上華人教會對基督教教育普遍缺乏關注，形成對中主事工發展的限制。因此，他找來了黃繼榮先生，負責推動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的發展，亦同時成為中主與教會之間的橋樑。翌年，中主開設了《基督教教育中心》作為推展上述工作的媒介，這工作一直服事了當時香港的華人教會四年之久(Chow 1994, 16-17)。1971年4月，在各方面時機均成熟的時候，吳揚道得著董事會的支持，決定讓香港中主與海外基督使團的證道出版社合併，西教士將兩項重要事工，完全交由華人管理及發展，這在當時來說可以是開創先河之舉。合併後的董事會決定將新機構命名為「福音證主協會」(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Limited下簡稱「證主」)，以紀念兩個機構過去的工作。董事會亦一致議決由香港中主的薛孔奇出任「證主」的首任總幹事。(Chow 1994, 27)
其實，自五十年代起，主日學出版及推動工作已不再是中主力支撐的局面。前面提及的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交由廣學會廣泛地出版教材，證道出版社及個別宗派的出版社均參與教材出版的工作。但可以說，華人教會的主日學工作，仍是以中主的推動為主。進入六十年代，華人教會漸漸成長，而西教士亦紛紛撤退，轉往更大需要的地方宣教。主日學運動亦進入本色化的階段。1960年，中主出版了由西教士與華人合著之「道光教材」，成為第一套本色化主日學教材。其後，香港信義宗聯合出版部出版了由蕭克諧博士編著的「佳音教材」，成為第一套全由中國人參與製作的主日學教材，意義實在重大(蕭克諧1989，67-68)。雖說主日學並不能完全代表基督教教育，甚至有不少人說主日學的發展導至華人教會普遍地誤將主日學等同於基督教教育，但無可否認，主日學運動實在是華人教會在基督教教育發展中的啟蒙老師。到了這個地步，基督教教育開始由以主日學事工為主，一步步地轉為全面化的信徒培育事工。華人教會的主日學運動亦可算是正式結束，這個時候，主日學已成為華人教會不可或缺的主要信徒培育媒介。
自60年代起，海外華人教會的主日學事工，從以兒童為主要對象逐步發展至顧及教會各個年齡層的信徒，包括青少年、成年人，甚至老年人。同一時間，除了主日講道信息及主日學外，教會亦開始發展不同形式的信徒培育事工，包括透群體參與而得著培育的團契、以培育信徒靈命為主的聚會(如：培靈會、退修會等)、查經班、不同形式的專題講座及訓練班(如門徒訓練)等活動，而這些培育信徒屬靈生命的媒介亦逐漸成為海外華人教會必備的教會事工。
進入80年代、牧者與學者們開始發現單以事工為本的基督教教育工作的問題。首先是對以講授為主的單向教導模式帶來信徒的生命改變產生疑問(林來慰、成曾淑儀1991，3)。其次，傳統培育工作的很多時候都是以數字為目標(林來慰、成曾淑儀1991，64)，例如當主日學參與的人數佔教會總人數較高的百分比，就會認為主日學辦得很好，信徒得著栽培。但事實上數字不一定就反映實質的果效。第三方面，各種不同的培育事工都是各自為政，缺乏系統性的培育方向與安排(林來慰、成曾淑儀1991，64)。第四方面，以事工為主的基督教教育工作容易忽略了受眾的真正需要，培育事工變成只為能適應教會所採用的培育方法及教材之信徒而設(林來慰、成曾淑儀1991，10)。當時這些觀念，似乎對基督教教育產生了一鼓新的推動力，並引動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於1988年7月13至16日在新加坡召開了首次《信徒全面培育事工研討會》。53位來自全球各地代表四十多個單位的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參與研討，並在最後一天就華人信徒全面培育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當中包括「要多作理論性的研究、要充實實用神學的訓練內容、要結合基督教教育專家與堂會牧者共商培育策略、要組織基教工作者協會、出版基教專刊、編寫更適切各類型信徒的教材及課程、及由華福建立有關方面的人力及其他資源的資料庫等」(林來慰、成曾淑儀1991，4)。可是，這七方面的具體建議，似乎未能認真的落實推行。一方面，也許是由於華福的事工重點是以宣教佈道為主的緣故，以至其人力物力未能同時推動基督教教育事工的發展；另一方面，華人教會普遍不看重基督教教育事工也是主要因素(鄒永恒2014，13)。
雖然說華福未有按1988年《信徒全面培育事工研討會》的議決落實推動七方面的基督教教育事工發展，但是從90年代至今，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也在這七方面當中的一部分作出了一定的發展。在理論研究性方面，華人基教學者開始研究西方的基教理論，甚至是一般教育理論，如何能應用於華人教會的處境之中(參：吳梓明1990及黃碩然2001)。在基教專家與堂會牧者交流方面，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教會樂意邀請神學院的基教科老師參與檢討其教會的基教事工。在組織基教工作者協會一事上，香港在1990年成立了「華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對結合香港地區的基教專家起了一定的作用。至於教材及課程編寫，可以說是在這七方面發展得最快的一方面。除了原有的教材資源出版機構如浸信會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播道會文字部、香港福音證主協會、台灣中國主日學協會等仍繼續修訂舊有及出版新的教材之外，近年的香港明道社的研經教材、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的3D研經系列材料、美國中華聖經教導協會的主日學教材等，都是海外華人教會樂意採用的培訓教材。此外，台灣中國主日學協會於2010年8月開辦「華人主日學師範學院」(可參閱其網頁http://www.sundayschool.org.tw/)應該是海內外華人教會首間同類型的訓練學校，對推動台灣地區的主日學及聖經教導工作及師資培訓都能提供重要的資源。縱使海外華人教會在這段時期有著新的發展方向，但普遍的教會仍然是以主日學、團契、小組、查經班、訓練課程等等來作為培育信徒的主要媒介。可以說，自60年代至今，華人教會在培育信徒的媒介上基本上沒有任何改變。
結論
我們從上面看到自1807年至今，華人教會在基督教教育這遍土地上不斷開墾。從單以事工實戰的層面，開始進入理論探討的層面。這是可喜的現象。但我們看見，這二百多年的教會發展，嚴格來說，華人教會仍是一直沿用著同一套信徒培育的理念、同一類信徒培育的模式、同一種信徒培育的方法，以至今天我們常常聽見不少人說主日學、團契等都是夕陽工業，我們也實在看見願意參與教學的老師越來越缺乏，願意前來學習的信徒越來越少。究竟華人教會基督教教育事工，在未來的日子應朝著甚麼方向前行呢？既然過去二百年我們有了實戰經驗，近二十年又開始了理論的探究，現在是否正是理論與實戰整合的時機？最後，華人神學院校的基督教教育科有愈見萎縮的趨勢，不少神學院已經沒有提供基督教教育的科目。即使有的，這些神學院校仍要跟其他院校合力聘請一位師資，但這位老師仍只能是部分時間參與教學，試問這樣的情況，如何能培育出新一代的基督教教育工人？如何能提升華人教會的基督教教育事工？如何建立下一代的華人信徒健康成長？華人教會的基督教教育事工究竟會如何發展下去呢？這個問題值得每一個關心華人教會的同工及信徒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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